2025年1月11日下午，我在網上讀到由彭拜新聞網隆重推出的由上海交通大學英語系教授何偉文撰寫的《紀念：魯惟一：我到上海。是在1947年》文章以后，心潮起伏，感慨萬千。
　　魯惟一，著名的英國漢學家。出生于1922年，先后就學于劍橋珀斯學校和牛津大學曼達琳學院。1951年憑借其對中國漢代歷史的杰出研究獲得了倫敦大學亞非研究學院的最高榮譽獎，1963年獲得了倫敦大學的博士學位。同年他進入劍橋大學執教，直到1990年退休。曾任劍橋大學東亞系主任，現為劍橋大學榮休教授。
　　文章的作者何偉文：上海交通大學長聘教授、博士生導師，原上海交通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和外國語學院副院長，清華大學世界文學與文化研究院資深研究員（兼任）。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支持計劃，入圍上海交通大學首批優秀博士論文指導老師。
　　她先后在浙江大學外語系、復旦大學外文系和上海外國語大學英語學院完成英語語言文學專業的本科、碩士和博士階段的學習，在碩士和博士階段分別師從索天章教授和侯維瑞教授。先后在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和歐洲理事會擔任訪問研究員，在劍橋大學英語系擔任訪問學者和高級研究學者，在劍橋大學克萊爾堂（Clare Hall）擔任訪問研究員。
　　研究方向為現當代英國小說、早期現代英國文論、古希臘羅馬文論等。 教學科研 先后為上海交通大學英語語言文學專業本科、碩士和博士研究生開設十二門專業核心課程，已培養碩士生和博士生五十余名。
　　從兩代學者身上，讓我領略了中英兩代高端學者、博士教授的治學風范、人格魅力和學術成就。文章就像一道精神美食，讓我反復咀嚼、受益匪淺。
　　文章首先表達了何教授對魯博士辭世的哀悼、緬懷和追思，她寫道：2025年元旦剛過，我收到消息，劍橋大學魯惟一博士（Michael Loewe, 1922年11月2日-2025年1月1日）辭世，享年102歲。消息傳來時，正值清晨，窗外的庭院依舊一片靜謐，而我的內心卻翻起了波瀾。這位蜚聲國際的漢學大師，是秦漢史研究領域的開拓者之一，在西方漢學界具有重要地位。而對于我而言，他更是一位謙遜而睿智的長者。
　　文章緊接著講述了自己十年前與魯博士的偶遇過程：我與魯博士的初次相遇是在2014年8月的一天，地點是劍橋大學克萊爾堂（Clare hall）的餐廳。當時，我剛從繁忙的資料查閱中抽身，獨自坐在餐廳的一隅，正在享用午餐。不久，一位精神矍鑠的老人端著餐盤走來，微笑著問：“可以坐在這里嗎？”我點頭示意，他便落座，與我攀談起來。他首先問我是不是中國人，在得到肯定回答并得知我來自上海后，他微微一笑，說：“我到過上海，是在1947年。”這句話讓我大為驚訝。1947年的上海，正處于戰后混亂與復蘇交織的特殊時期，而他已經作為一名年輕的英國外交官踏上了這片土地。
　　魯博士后來告訴我，正是那段外交生涯開啟了他與中國文化的初次邂逅。在學習漢語的過程中，他對中國古代的歷史與思想產生了濃厚興趣，而秦漢這一時期的獨特吸引力最終讓他將學術目光聚焦于此。他在著作中剖析了這一時期作為中國帝制歷史開端的重要地位，尤其是秦漢官僚體制的建立如何奠定了后續兩千多年政治制度的基礎。他還深入探討了這一時期思想、文化和信仰的復雜互動，揭示了它對中國文化變革的深遠影響。在他看來，理解秦漢的復雜性是打開通往中國文明核心大門的鑰匙。
　　正是這一次與魯博士的機緣巧合，給何教授創造了深入了解這位英國學術長輩的有利條件。他們通過各種渠道，特別是在劍橋大學克萊爾堂的餐廳、休息室咖啡館，交流探討、切磋研究、增進友誼。使何教授對魯博士有了全面、深刻的認知和了解，我經過對文章的梳理后，簡要歸納出4個方面的感觸加以分析：
　　魯博士學者風范體現在，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和興趣歷久彌堅、熱情投入，給我留下深刻印象：何教授通過與之交談、拜讀他的學術論文，發覺他對秦漢歷史進程、社會制度、民俗信仰的演變脈絡清晰、闡述深刻、觀點鮮明。在研究方法、手段上追求真實、具體，細節上一絲不茍。為此他花了大量的時間，細讀研究中國古代學者撰寫的實物文本簡牘、漢碑。由此可見他治學嚴謹，實事求是，讓人肅然起敬。何教授文中寫道：在學術研究中，魯博士尤其注重文本與實物的結合，這一方法在當時的西方漢學研究中尚屬前沿。他通過對簡牘、石碑等第一手材料的考證，探索秦漢時期行政體系、思想世界與社會實踐的深層聯系。
　　魯博士始終強調，將文字和物質材料相結合，是研究中國古代社會的關鍵方法。這種方法不僅揭示了歷史文本背后的社會動態，還通過考古發現補充了文字記錄的局限性，拓寬了研究視野。
　　魯博士學者風范還體現在，他知識豐富、涉獵廣博、滿腹經綸。他不但在自己研究的方向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而且還把知識的觸角延伸到文學、藝術、繪畫、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學領域，主張跨學科融合，魯博士給我們樹立了一個博學多才、全面提升各種素養的典范。何教授文中寫道：魯博士不僅因關心年輕學者而令人感佩，還因對跨學科交流的熱情與推動力而令人難忘。在克萊爾堂的午餐后，他常提議去學院的公共休息室和不同領域的學者一邊喝咖啡，一邊暢談。他樂于傾聽，并不拘泥于自己專精的研究領域。他會與物理學家探討時間觀念、與哲學家討論信仰的意義，甚至與文學研究者討論莎士比亞作品中的民族意識，而他對中國歷史的深刻見解則讓所有人欽佩不已。他本人專注于漢代的政治與信仰，關注簡牘等文獻的社會意義，同時對宋代文人畫也懷有濃厚興趣，涉略之廣和思想之深令人敬佩。
　　3、體現魯博士人格魅力最典型的是成人之美、愛惜人才，關注年輕學者的成長，給他們的學習、研究提供深造、發展、創業的良好條件和機會。晚輩在學術上遇到的困難和挫折，他會給予熱心幫助和指導，對于進步和成就看在眼里、喜在心上，及時鼓勵，積極扶植，何教授說：他甚至在我的筆記本上親筆寫下了聯系方式，字跡清晰有力，這種支持讓我既感動又充滿信心。
　　何教授文中透露：魯博士對學術的熱情還表現在他對青年學者的關懷上。一次，我告訴他，我剛從研究當代英國小說家艾麗絲·默多克（Iris Murdoch, 1919-1999）轉向早期現代英國詩人菲利普·錫德尼（Philip Sidney, 1554-1586）。聽后，他定睛看著我，沉思片刻，緩緩說道：“你真勇敢！”這讓我不禁想到“無知者無畏”之說，但也希望自己并非因“無知”而“勇敢”。他的語氣里卻分明流露出欣賞，也有對學術冒險的鼓勵。我隨即向他解釋了我的研究方法，講述我如何聚焦于錫德尼《為詩辯護》（AnApology for Poetry，c.1582），試圖對其中幾個古已有之的核心概念探微索隱，挖掘其被賦予的新含義，探討它們對十六世紀九十年代英國文學“黃金時代”的歷史意義。他認真傾聽，不時點頭，提出了幾個精辟的問題。他最后語氣堅定地說：“你掌握了很好的研究方法，而且已經理解得很深了。”這句話我至今記憶猶新。
　　4、魯博士人格魅力還體現在謙虛謹慎，儒雅和藹。經常深入科系走訪，向他人討教，豐富自我。給我們樹立了一個活到老，學到老。學無止境、永不停歇、與時俱進的榜樣。何教授遇見魯博士，他已經是92歲的高壽老人，本該在家享福頤養天年，享受兒孫繞漆的天倫之樂，可是他卻老當益壯，堅守在學術研究的崗位上發揮余熱，還在劍橋大學克萊爾堂的餐廳用餐。在與何教授交談時，平易近人、熱情好客，他思路敏捷、精力充沛、談吐不凡，可見他對人生的態度豁達、積極、樂觀，無不讓人深受感染和鼓舞。
　　何教授文中講述道：魯博士對待學術懷有一顆堪比朝圣的虔敬之心。一次聊天時，我出于好奇問他：“您研究過《黃帝內經》嗎？”他微微一頓，眼神從窗外的庭院收回，仿佛陷入了思索。片刻后，他抬起頭，表情從原本的輕松談笑忽然轉為莊重，語氣中透出一種罕見的虔誠與敬畏：“太深了，不敢觸碰。”短短一句話，卻飽含了他對這部古老經典的深切敬意。這句簡單的回答讓我對他有了更深的理解，感受到了他對學術的態度——嚴謹、自省和謙遜。即便是如此資深的學者，面對浩如煙海的中國經典時，仍然能保持如此謙卑。他既能深刻理解《史記》中的制度細節，又對《黃帝內經》中晦澀的哲學智慧充滿敬畏。
　　通過以上案例的分享和解析，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可敬可愛的世界名牌大學、英國學術長輩魯博士與中國名牌大學知名女教授的一段難忘的交流交往、互動經歷。他們的謙虛好學、真誠熱情的人格魅力、學者風范。并沒有因為學術專業上的不對口，研究方向不一致，既不是同事、也不是學生與老師的關系、年齡相差45歲而受影響。而是一旦走到一起、偶然相遇，無論時間長短、國籍不同、地域相差萬里，也會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找到共同的語言。
　　正如何教授文章中所言：2025年新年伊始，我收到了一封以劍橋大學克萊爾堂院長阿蘭·肖特教授名義發來的訃告。那封黑底白字的訃告簡潔而莊重，其中寫道：“魯惟一博士的一生，為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做出了卓越貢獻。他在劍橋學術界的地位無可替代，而他的謙虛與好學，也讓所有與他共事的人深受啟發。”短短幾句話，字里行間卻無不體現著魯博士一生的真實寫照。
　　手捧這份訃告，我不由得翻閱起他親筆寫下的聯系方式，仿佛又看到了餐桌旁他那和藹而專注的面容，耳邊似乎再次響起他溫和而堅定的聲音。那些關于歷史、文化的討論，既深刻又溫暖。他的一生告訴我們，歷史不只是一個學術研究的對象，更是一座跨越文化、連接彼此的橋梁。他用自己的學術成就和人格魅力架起的，正是這樣一座東西方文化交流的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