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你已經記不起我的名字，正如一個播種者不可能一一分辨出他播撒出去的種子一樣，而你的名字，自從我的一首詩作《追趕太陽的孩子》1988年第一次扣開當時的《新余報》的大門，就已經植入我的腦海，因為編輯正是你—袁鵬。

這么些年來，我一直透過你那帶有一絲血氣方剛的名字，把你想象成一位中等個子，有著尹相聲一般的寬厚身材，一副黑色寬邊眼鏡架在一張文雅卻正義凜然的臉上的男士。從來沒想到你竟是一位纖纖女子。

應該說，我文學的起點還是較高的，早在這之前的學生時代，我就有幾首詩和一篇小小說在地區級以上報刊發表了，還有一首散文詩獲散文詩刊全國散文詩大獎賽佳作獎。但令人遺憾的是，我沒有順著這條道路腳踏實地地走下去。我時常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徘徊：為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斤斤計較，為生活上遭受的一些小小的挫折和不幸長吁短嘆，為自己的“懷才不遇”耿耿于懷。能真正靜下心來寫東西的時間很少很少。這么一些年來，也只在各級報刊上發表了大概四十來篇作品。文學之于我，也許只是曇花一現，或者說是一個可望而不可及的夢想。但我仍然得感謝你，在你編輯的文學副刊中，我發表的文學作品大概有十篇左右，在這個物欲橫流，任人唯親的社會，文壇中用文看人，看名氣的現象也比比皆是，是你，讓我感受到了人性至真至誠的一面，讓我領略了文學的美麗和光芒四射的魅力。

我更應該感激的是1999年6月初我的一篇英語教學論文在你編輯的欄目中的發表。這在我以后的中教一級晉升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這件事在你也許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發了一篇你以為有發表價值的論文而已，但對于不善鉆營，性格靦腆而木納的我來說，卻是一件受益終身的大好事。說起這件事，還有一段小插曲，記得98年底區里搞論文征評，我把這篇論文送到了學校，可學校只送上去了幾篇，我的一篇沒在被送之列。我為論文的遭遇憤憤不平，于是99年新余報搞“素質教育大家談”時，我寄了出去，沒想到還真就發表了。說來我真應該感謝生活開的這種陰差陽錯的玩笑，假如那次學校把我的論文送上去了，即使在區里得了一等獎，因為檔次不夠，我的中級職稱還是會落空。典故“塞翁失馬，焉知禍福”我真真切切地體會了一回。要不是你，我的工資會比現在差一大截。可性格靦腆，更怕與女同志打交道的我，至今連你的模樣都不知道，這種感激，就只能藏在內心深處，讓它去生根發芽了。

直到去年四月份，你的事跡被另一位同樣也是充滿愛心的記者王光忠報道，我才真真地了解你，才知道你是一位有著不平凡經歷的可歌可泣的女性。

說起王光忠，有件事我至今記憶猶新，也是99年，5月底，我的一篇散文《渴望重返那講臺》在江西青年報他編輯的欄目中發表，稿件一發，就很快收到了他寄來的樣報，而且很快寄來了幾十圓稿費，稿費寄來時，他又親筆寫了封短信過來，雖只短短的幾句話，但字里行間洋溢著一個編輯對工作的滿腔熱情和對作者的關心愛護，這種又做媒人又抬轎的古道熱腸叫我感動至今。我們的報刊等媒體，正是因為有你和王光忠等滿腔熱情，一身正義的編輯，才真正地能夠成為弘揚真善美，鞭撻假惡丑的輿論工具。

—王光忠的那篇《一個帶著偏癱丈夫上班的副總編》，我是含著熱淚看完的，看完之后才知道你這八年以來所經歷的坎坷。你的丈夫犯腦溢血，你哭著喊著甚至跪在地上求醫生把幾乎打入另冊被醫生認為無法挽救的丈夫從死亡的邊緣救了過來，可全家陷入了空前的困境，家里為丈夫治病而負債累累，全家幾口人就靠你一個人的工資維持生計，丈夫的吃喝拉撒都不能自理，兒子年幼尚需照料，你一下成了家里的頂梁柱，成了兩個人的母親—年幼的兒子和臥病在床的丈夫，年幼的兒子還好照料，高大的丈夫卻不好對付，吃飯，拉撒，擦洗身子，什么都要你照料，特別是丈夫常常會大小便失禁。你就像伺候嬰兒般地細心的呵護著他，盡量不讓他受哪怕一丁點的委屈，自己粗茶淡飯，卻總是偷偷地變著戲法，把一小塊鹵雞肉什么的藏在丈夫的飯底下，去處面開會、出差，只要方便，只要是在本省，就一定要把他帶去，不把他丟在家里。我想起我的那些讓我覺得害羞的文字，經你的陽光細撫般的靈巧的編輯，在報紙上燦爛地盛開成一朵朵漂亮的花。你總是像春雨一般地滋潤著身邊每個人的心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