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生在宋神宗年間的臭名昭著的烏臺詩案，歷來被公認為是中國文學史上的一件冤假錯案，它徹底改變了蘇軾的命運，一夜之間，將其打入十八層地獄。戰戰兢兢、如履薄冰的蘇軾無可奈何地坐在牢獄的角落里，因無法左右命運而備受煎熬。他已置生死于度外，但卻不能不為自己的家人而憂心忡忡。他默默祈禱著，焦慮地盼望著昔日的好友能在危難中一伸援手，使自己脫離這場出人意料的刑獄之災。 烏臺詩案的根源是蘇軾反對王安石變法，按照我們的思維邏輯，王安石要想讓變法在全國范圍內大刀闊斧地推行，必然要踢開變革路上的絆腳石。就連威勢赫赫的司馬光都已恓恓惶惶地退離相位，更何況人微言輕的蘇軾？但蘇軾文學名氣太大，如日中天，他寫的宋詞如脫韁的野馬，風馳電掣般彌散在中原大地；他寫的文章光耀千古，卓然不群地滌蕩著朝野市井。一句話，不搬倒他，讓他反對變法的聲音稍微露出一點星光，可能就會造成千古遺憾。蘇軾當然料不到這一點，他只是覺得，在宋朝這個文強武弱的時代，政見不同，就應該和盤托出，不應當遮遮掩掩。但當在獄中遭受刑訊被逼承認以文字詆毀變法時，他猛然覺察到自己的想法實在是太幼稚可笑。

客觀地講，王安石的變法由于前期缺乏全面而又科學的論證以及小范圍的落地實踐，在推行過程中出現這樣或那樣的瑕疵勢在必然。蘇軾看到的就是這一點，其實，他骨子里也并非就是一個抱殘守缺、固步自封的人。當朝堂的“士大夫”與民間的“漁工水師”吵吵鬧鬧的反對聲越來越大時，蘇軾也就加入了這股洪流，他固執地認為自己站在了正義的一方，為民請命、“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的報國理想讓他熱血沸騰，在這種情況下，說些過頭的話，寫點人微言輕的文字，的確也在所難免，但他絕對沒有料到會因言獲罪。在牢獄中的日日夜夜，他冥思苦想，直到想得頭暈目眩、口干舌燥，始終也沒有弄清是怎么回事。這位手無縛雞之力的文弱書生，只好痛苦地搖了搖頭，看著漆黑的暗夜發呆，他多么盼望地平線上升起一線曙光。

蘇軾的脫困是在公元一零八零年，由于皇太后的極力說情和朝野上下反對處死蘇軾的聲浪越來越高，一向孤傲的王安石終于低下了頭，況且他本來也無意除去這位曠世奇才。于是在宰相王安石的權衡和攛掇下，宋神宗答應將蘇軾驅逐出京城，外放為黃州團練副使。就這樣，可憐兮兮的蘇軾趕緊收拾好行裝，趁著晨涼氣爽急匆匆離開京城這個是非之地，一屁股就坐在了黃州這塊讓他修復心靈創傷的土地上。他的心還在狂跳，他要迅疾地躲避災難，但一路上看到的還是變法后的鄉村景象，他邊走邊想，邊想邊走，走著走著，不知為什么，他感覺到茫然了……

黃州四年是蘇軾創作的高峰期，其實，這哪里是在創作，分明是在用血淚書寫著自己內心世界的痛苦掙扎和起伏變化。千古風流人物被滾滾東去的江水淘洗而盡，羽扇綸巾的周瑜彈笑間建立的功業也隨風飄散，而自己的經國濟世的理想和抱負呢？當料峭的春風吹醒了渾渾噩噩的酒意，他只愿一蓑煙雨任平生，當煙雨散去，苦難遠離，他多么渴望也無風雨也無晴。一切隨緣去吧，駕一葉之扁舟，游蕩于茫茫江面，聽盡江上之清風的哨音，看取山間之明月的皎潔。這時的蘇軾看似佻達曠逸，其實，他內心的苦悶仍然盤踞在靈魂的每一個角落，他只是在用另一個自我來開解這種時時逼近的煩惱和傷悲。

公元一零八四年，困守了四年黃州的蘇軾終于迎來了命運的轉機，他要調任了。還好，那個銳意革新的皇帝終于明白了我蘇軾的諍諍諫言，那些朝中的士大夫終于懂得了我這飽學之士的價值所在。天高云淡任鳥飛，海闊萬里憑魚躍。一洗今生的恥辱，重拾治世的抱負。滿腔熱血讓蘇軾意氣風發，他仿佛瞬間握住了命運之箭，只要一揚手，它就會飛越千山萬水，凝鑄成巨大的生命之力。只可惜，命運再次跟他開了個玩笑，他要去的下一個地方是河南汝州，官職仍然是團練副使。蘇軾忽而啞然失笑，一顆狂熱的心驟然變得冰冷冰冷。他站起身，緩緩步出屋門。他想，隔天該去送送大兒子蘇邁了，去饒州的德興做個縣尉，有個美好的前程不是很好嗎？對了，隨便還要去湖口的石鐘山看看，舒緩一下疲憊的身心。

九百多年后的我們誤讀了蘇軾，或者說從蘇軾游賞了石鐘山后，一代又一代人都誤讀了這位才華橫溢的文學家。我敢斷言，就連四十七歲的蘇軾也誤讀了自己。黃州的云淡風輕的四年生話足以熨平自己心靈的創傷，不惑之年已過，一步步逼近知天命。齒危發禿，兩鬢染霜，生有何歡，死又何懼。名利淡泊，心也靜了，靈魂也熨帖了。但當蘇軾攜長子蘇邁趁暮夜月明之時乘小舟泊于絕壁之下時，那種長期壓抑在內心深處的憤怒之情噴薄而出，明月星稀下的江波不再，山島聳峙的盛景消散，目光掠奪茫茫蒼蒼的大地，腦海里幻化出的還是高高的廟堂，以及那場因為變法而起的烏臺詩案。

黃州四年，雖然蘇軾被排擠到權力之外，但他從來也沒有忘記國家正在進行的這場革新。他在外出之時，經常走進農家，耐心詢問變法帶來的生活變化。這是一種讓我們感慨萬千而又奇特的現象，王安石站在廟堂之上搖旗吶喊，希望變法能給天下老百姓帶來更多的實惠，能夠使大宋王朝迅速實現國富民強的愿景；蘇軾流落鄉野冷眼旁觀，希望這場搖擺不定的變法盡快廢止，讓老百姓能夠休養生息。積貧積弱的宋朝算不上中國歷史上最偉大的時代，但卻脫胎換骨出這樣兩位偉大的人物，孰對孰錯，我們姑且不論，但他們都值得我們后世之人景仰愛戴和頂禮膜拜。

王安石的這場轟轟烈烈、摧枯拉朽的變法結果到底如何，“事不目見耳聞，而臆斷其有無，可乎？”那些在朝堂里畢恭畢敬、歌功頌德的士大夫們，你們“終不肯以小舟夜泊絕壁之下”，當然“莫能知”；而那些生活在鄉野中的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或者干脆說不敢言。對變法的政見不同，為什么就必須讓人三緘其口？稍有意見不合，變法者就“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又像“山上棲鶻”，“磔磔云霄間”，更有甚者，還要“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這種冷嘲熱諷意欲何為？誰能告訴我？蘇軾搖搖頭，慨嘆一聲，在月色下乘舟悄悄地前行。

其實，在《石鐘山記》中蘇軾既不想去挑戰像“酈道元”和“李渤”這樣的權威，也不是去以探索的精神追求“石鐘山命名”的真相，他要發泄的是自己壓抑已久的苦悶情緒。四年來的精神重壓逼得他透不過氣來，他要在空曠的江面上或原野中大聲吶喊，他登遍了黃州周遭的小山，去過“水光接天”的赤壁，見過“舉網得魚”的那位“客”，今天又來到“大石側立千尺”的石鐘山，他在尋托精神的寄托和靈魂的歸宿！忍無可忍就不要再忍，吐盡心中塊壘，哪管天下洪水滔天？他在乘舟回走的水面上，就要安一塊莫名其妙的“大石”，讓它“當中流”，讓它“空中而多竅”，讓他外強而又中干，其又奈我何？蘇軾在“嘆酈元之簡”“笑李渤之陋”中，悄然離開了石鐘山，他要去河南的汝州赴任，做的還是老本行——團練副使。

蘇軾到過石鐘山，這是毋庸置疑的，正像他到過赤壁一樣。但其中的情節大概也是虛構的，這與《赤壁賦》中的“客”大體相同。我們誤讀了蘇軾九百余年，但一點兒都不能責備他，你想啊，他在結束一段痛苦的生活后，又要走向下一段更為痛苦的生活時，必然要重新調整自我，他匆匆忙忙來到石鐘山，從此，這座文化名山也真的就成了他的最后一塊精神高地。